三界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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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62章 新秩序四（第2页）

眼看还剩下一分钟，基洛夫问道：“我听说中国最新的城市建设是以私人汽车为中国民众主要交通工具为标准而进行的设计。不知人人都能开上私人汽车在中国开来，是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哪个阶段？”

李润石并没有预想到基洛夫居然问出这个问题，更没想到基洛夫的切入点竟然是中国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基础建设的标准设定上。一时间，李润石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以家家户户至少有机动车作为代步工具的标准设定是何锐生前提出来的。在李润石看来，这个标准其实有点过于超前。不仅李润石这么看，相当一部分中央领导都有类似的看法。但是以何锐的威望，这么离谱的标准依旧得到了通过。因为何锐用30年时间跨越了欧美150年的发展进程，这个成就在事后看其实更加离谱。

李润石虽然还不至于立刻推翻何锐设下的标准，但李润石却觉得如果真的执行不下去，他就要在某种程度上放松标准，以实现更普遍的公平。

基洛夫的询问给李润石相当大的冲击，他的确没想到基洛夫居然这么重视何锐设定的标准。很快，李润石想到斯大林说过“土豆烧牛肉就是共产主义生活。”

10年前，不少党内领导干部还觉得“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共产主义实现的标准。

在1945年的当下，即便中国正在进行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其投放能力已经将数百万军队投放到北美，并且武装了数百万世界人民解放军，在欧洲作战。而中国国内大城市的基础建设标准已经是楼房带电梯，楼下挖了地下停车场。城市内有地铁，地下隧道，高架桥。如果假设每一家都有汽车的话，非得有这样的花费巨大的基础建设才能满足汽车的行驶与停放。

何锐生前说过，如果是基础建设不够，以后的道路就会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停车场。

以前李润石没见过一座城市内有几十万辆私家车的世界，最近一年他终于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立刻发现何锐所说的果然是真的。民众为了上下车方便，是真的将汽车停在道路边。

有了汽车代步，居然忍受不了那么几步路。这种“惰性”曾经让李润石感到非常失望。直到出行都让司机负责开车与停车的李润石学了开车，亲自驾车上下班后，他才切实的发现“惰性”远比他所想的要顽固的多。当每天都要从停车场步行十几分钟到办公楼，再从办公楼步行十几分钟到停车场。坚持一个多月后，李润石自己也有些扛不住了。

当汽车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炫耀财富的工具。李润石最初没办法立刻理解基洛夫的问题。

所以花了十几秒考虑以及在心里组织语言，李润石才答道：“制定这个标准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日常需求，是为了减少出行的负担。如果基洛夫委员所说的是提升人民的消费能力，那就不是标准，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得从中国从1927年后通过分期贷款普及自行车使用范围开始谈。”

基洛夫对中国经济发展非常有兴趣，他跟进了问题，“如果中国不是用标准的方式推进生产力，那么中国的五年计划以及社会发展纲要是用什么模式制定？”

李润石听到这里，倒是对基洛夫的认识水平有了很大兴趣。苏联的经济模式倒是真的有“计划”，从工资标准到社会福利，苏联认真的制定了一系列标准。尤其是在得到了中国的电子管计算机之后，苏联在制定标准方面有了更加充分的计算，看上去更科学了一些。

不过李润石用“不知所云”的四字对于苏联经济建设思路做了评价。倒不是李润石搞不懂苏联的经济建设模式，而是李润石觉得以他这样激进的思路，都觉得苏联的模式过于僵化与激进。

基洛夫是苏共高层中少数敢直接询问关键问题的人，李润石就用简单明快的话语向基洛夫解释了何锐时代开始的经济建设的内在逻辑以及方法论，“中国经济是力求建设全新的工业化生活模式，这个模式的特点在于国家提供保障，国家通过大力提升人民的学习能力，以及推进技术在国内的扩散，让民间资本能够投入的产业领域不断扩大。从而在各个细分领域出现各种竞争环境。这样的整体环境，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基洛夫见自己的问题果然打动了李润石，便继续问起他非常在意的问题，“中国在实现全产业链的情况下，如何避免产生的各种问题？”

李润石从不会隐瞒自己的观点，见到基洛夫对中国经济模式真的有兴趣，并且认真研究过，他笑道：“呵呵，确保竞争，逐步消除垄断与特权。通过制定法律来解决财富的分配与继承问题。至于违法犯罪的事情，自然是该抓的抓，该杀的杀。在宣传领域，不断宣传，用批判的武器揭露违法犯罪以及特权垄断对社会的负面作用。”

基洛夫仔细研究过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也读过不少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产业发展报告。李润石的回答在基洛夫看来只能证明李润石的确了解何锐主导的经济发展思路，却不代表李润石就真的继承了何锐的经济发展思路。

就如基洛夫或许被认为是斯大林现在拥有的总书记地位，但是基洛夫并不认为自己就一定会完全按照斯大林现在的经济建设思路去做一样。

时间已经超过了10分钟，基洛夫却已经不再注意这点，他继续问道：“资本主义国家也宣称自己在搞自由竞争，尤其是在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国家都认为垄断是有问题的。

中国的经济建设模式中的自由竞争与资本主义国家宣传的自由竞争之间区别在哪里？”

李润石思考了片刻才答道：“中国非常大的经济活动单位都采用资本运营模式，既然是资本运营，中国就不可能与欧美在自由竞争方面有本质区别。不过中国有一个特别的地方，那就是人口众多。而且已经加入中国建设的世界经济体系内的总人口已经超过了10亿。这就导致了参与自由竞争的经济单位数量是欧美的几十倍之多。

量变导致质变。只要中国在政策上维持自由竞争，而不是主张垄断。如此巨大的经济单位就必然会维持自由竞争。”

基洛夫完全没想到李润石会这么解释，一时呆住了。